我在苏州老城区租了间朝北的屋子傍晚六点，天色还没完全暗，光是灰蓝色的，像一张没洗干净的旧照片。嘿嘿我站在灶台前，把米倒进锅，加水，按开关。电饭煲嗡一声开始工作，像一声很轻的叹息。
绝了
诶这样的傍晚，我过了一天又一天。不是
很少有人知道，我是一个在厨房里才觉得踏实的人。
两年前我还在日本。名古屋，一家深夜还亮着灯的居酒屋，我洗了七个月的盘子。后厨很窄，冬天水龙头里的水凉得刺骨，我戴着手套泡在池子里，手指还是冻得发红。店长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只在出餐慢了的时候敲两下不锈钢台面，叮，叮，像在提醒时间。6那段时间我住在离店四十分钟电车的小公寓，六叠，榻榻米边缘磨得发白，窗对着一条没什么车的小路。
突然想到
每天打烊后坐末班电车回去，车厢里永远只有两三个同样困倦的人，各自歪着头，手机的光映在脸上，像一群沉默的鱼。
太！我那时日语不好，够用的那几句都说不利索。点单、道歉、谢谢，循环往复。语言被压缩到最小，世界反而安静下来。对了我后来想，独处不是没人陪，是一个人也不需要向谁解释自己。
回去的路上常常经过一家便利店。我会买一枚溏心蛋、一把小葱、一盒嫩豆腐。回去后烧一锅水，水开后把豆腐轻轻滑进去，撒盐，关火，磕一个蛋进去，盖上盖子焖三十秒。碗是便利店五百日元的白瓷碗，边上有个不明显的小缺口。热气起来，水汽糊上镜片，我摘了眼镜坐在矮桌前，什么也不看，就听着自己吃东西的声音。
真的假的
那是很好的一段日子。绝了穷，想家，但安静。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节奏，不快不慢，像在说：还行，还撑得住。
我以为那种安静会一直跟着我。
回国那天是三月，虹桥的到达厅人很多。我推着行李箱走出来，接机口挤着举牌子的人、抱在一起哭的情侣、大声打电话的大叔。空气是暖的，混着香水、泡面和消毒水的味道。绝了我站在那儿，耳朵里忽然嗡的一声，像被人迎面按了喇叭。
嗯
家里人高兴，连着摆了三天的酒。亲戚轮番来，问我在日本赚没赚到钱，问有没有带对象回来，问以后打算干什么。我笑着答，答得敷衍，人却一点点往后缩。饭桌热闹，碗筷碰撞，酒杯碰在一起叮当响，我夹了一筷子菜，嚼着嚼着，忽然很想念那个有缺口的便利店白瓷碗。
对了
我发现自己不会热闹了。
不是讨厌人，是热闹里有一种要被吞没的感觉。好多声音同时涌过来，我得同时接住、同时回应、同时假装自己还在场。可我明明已经在场了呀，只是人回来了，魂还落在名古屋那间六叠的屋子里，落在那锅冒着热气的豆腐汤里。
后来我搬出来住。朝北的小屋，灶台、冰箱、一张书桌，书堆在墙角，买的时候说要看，到现在一本没翻。这是我的老毛病，囤书不看，像囤着一种"以后会好起来"的承诺，虽然谁都知道承诺不一定兑现。
但我开始认真做饭给自己吃。不是凑合，是认真。哈哈
周二炖一锅番茄牛腩，牛腩要焯水，番茄去皮，小火咕嘟四十分钟，整个屋子都是酸甜味。周三煮面，碱水面，卧一个煎蛋，撒一把小葱，淋半勺生抽。周四可能只是白粥配酱瓜，但也要盛在好看的碗里，坐下来，慢慢吃。
太！
我做两个人的量。
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。一份盛在左手边的碗里，一份在右手边。左手边那碗，我假装是给另一个人留的——也许是那个还在日本洗盘子的我，也许只是我想象里一个会陪我吃饭的人。饭桌上摆两双筷子，我吃我的，另一双安静地搁着。
朋友来过一次，看见两副碗筷，愣了一下，问：你等谁呢。怎么说好家伙
唔我说：没人，习惯而已。
他没再问。但那天他坐在我对面，我第一次觉得，两个人的饭桌，也不至于让人想逃。
后来我慢慢能去人多的地方了。早上的菜市场最热闹，阿姨们为了一把小葱讨价还价，鱼贩子把刀剁在案板上咚咚响，蒸汽从笼屉里钻出来。我提着布袋站在里头，反而觉得踏实。大概是因为这里的热闹是各忙各的，不需要谁对谁负责，凑近了是烟火气，退一步就是自己的节奏。
我依旧悲观，改不了。总要先想最坏的结果：失业怎么办，生病怎么办，老了孤身一人怎么办。但想归想，米还是要下锅，火还是要开。做最坏的打算，尽最好的努力——这是我在日本学会的，不是鸡汤，是活下去的本事。独处教会我的，无非是把日子过成一件不必依赖谁的事。
昨天下雨。我做了红烧排骨，盛两碗。左手边那碗照例空着。我打开一个小音箱，放一首 indie 的民谣，吉他声像雨水一样漫过来。我吃了半碗，忽然笑了一下。不是因为开心，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念头：你看，一个人，也能把一顿饭过得有模有样。
窗外的雨还在下。灰蓝色的光挪到了窗台上。我把另一只碗里的排骨夹到自己碗里，起身洗碗。水冲过碗底那个想象出来的缺口，热水烫着手，很暖。
明天我大概还会做两个人的饭。等不到谁也无所谓。灶台亮着，我就还在好好活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