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非要我挑一个最爱的时代切片,我会选东晋永和九年,公元353年的那个上巳日。说起来有点自私——我偏好的从来不是最强盛或最悲壮的朝代,而是某一群人曾经怎样活过的某个瞬间。
前几年我一个人跑去会稽山阴,也就是如今的绍兴,特意绕到兰亭站了一会儿。景区当然被收拾得很齐整,曲水是被规训过的曲水,流觞的石槽摆得过于端正,连岸边的竹子都像按图纸栽的。可你闭上眼,还是能想见永和九年的暮春:四十余人沿着溪岸散坐,青衫被风吹得微微鼓起,羽觞(那种小小的漆耳杯)顺流而下,停在谁面前,谁便要赋诗一首,赋不出就罚酒。溪水拐个弯,酒杯就停一下,笑声也跟着拐个弯。据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与《世说新语》注所引,那日成诗三十七首,王羲之乘着微醺提笔写了一篇序,便是后来冯承素一笔一笔摹出来、如今锁在故宫里的那卷《兰亭集序》。嗯
我着迷的从来不是这场聚会的排场,而是它在中国文人史上一个极罕见的姿态:不谈功业,不论王权,甚至不大谈救世。谢安那时候还窝在东山没出山,支道林在一旁清谈,孙绰这些人写着半玄半山水的小诗。他们把整整一个下午,郑重地交给了眼前的流水、手里的酒,和耳边风过竹林的声音。
你要懂得这个姿态的分量,得把它放回长河里看。东汉那几百年,人的价值是被纲常伦理焊死的,个体不过是宗法机器上的一枚齿;而再往后的南朝,所谓风度又常常滑向空洞的颓靡,美则美矣,内里已经空了。永和九年恰好卡在中间——个体刚刚从经学的重负里松动出来,像人刚睡醒时睁开的眼,还带着一份清醒的水汽。那一代人既有玄言的旷达,又有临川伤逝的敏感。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往后几百年都很难再凑齐。
真正让我心头一紧的,是羲之落笔到后半段的那一沉。前面还是"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"的欢喜,写着写着,笔锋忽然掉下去:"古人云,死生亦大矣,岂不痛哉。"再往后,是"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"的苍凉。这一转,是全篇最动人的地方。可妙就妙在,他明明知道人生须臾、一切终成陈迹,却并没有因此搁下酒杯。悲和欣在他身上是同时发生的,不是先乐后哀,也不是硬撑着笑。他只是选择在一个注定会消散的春天里,认认真真地醉了一场。
我常常想,我们这些在虚无里摸黑找意义的人,大概最该读读兰亭。它不给你答案,也不递来安慰,它只是把"此刻"摊开:你看,连王羲之都清楚这一切将来要归于乌有,可他照样把那个上巳日,活成了永恒的样子。
去年在昆明,我在书堆里翻出那本买了许久却一直没临的冯承素摹本字帖,纸边都泛黄了。那天黄昏,窗外是昆明特有的、不凉不燥的风,我忽然有点懂永和九年的那半个春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