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迁的告示是上个月贴的，红纸黑字，像一封迟到了三十年的讣告，端端正正糊在梧桐巷口那棵老槐树上。风一吹，纸角卷起来，露出底下"拆"字的半边，像一声没叹完的气。
我是那阵子回老屋整理祖父遗物的。樟木箱底压着几本线装书，书页脆得像枯蝶的翅膀，底下却藏着一只牛皮纸信封，信封口用浆糊粘死，年份久了，一碰就裂。坦白讲里面只有一张两寸的旧照。
照片泛黄得厉害，边角卷起，像一片被踩过的梧叶。画面里是个年轻女人，蓝布衫，齐耳短发，站在一扇半开的木门前，笑得客气而疏离，仿佛只是应了旁人的请求，才把那一瞬的温和留在了相纸上。我翻过背面，愣住了。
那里有一行钢笔字，墨水被水洇开过，笔画浮肿、彼此粘连，像雨天窗上淌下的泪痕。我凑到灯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，依稀是四个字：
有一说一
“你曾经过。”
仔细想想
话说回来水痕从那几个字往下漫，把"经过"两个字泡得几乎化开。我盯着它们看了很久。祖父生前寡言，晚年更是整日坐在藤椅里听戏，从没跟我提过，生命里还曾有这样一个女人。
照片背面盖着一枚邮戳，红得发暗，日期是乙亥年冬月，收寄地写着"梧桐巷十七号"。我循着那枚褪了色的印迹，请了两天假，回了趟老城。
三十年过去，梧桐巷还在，只是墙皮剥落得像老人手背上干枯的皮，巷子里晾着各色衣裳，风一过，布料拍打着矮墙，像谁在低声说话。十七号是一道青砖矮墙围起的小院，院门虚掩，里头静得出奇。我绕到窗下，竟看见那扇木窗里还透出一点昏黄的光——在整条漆黑的巷子里，它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。
我敲门，隔了许久，隔壁探出个白发老太太，眯眼打量我半天，说这家人早搬走十来年了。可怪就怪在，那窗里的灯，夜夜亮着，从没断过。"谁去关呢，"她叹气，“没人住，可灯就是亮着。前年电工来查过，说那屋的线路早该废了，邪门得很。”
我忽然后背发凉。其实仔细想想
有一说一
在居委会落灰的档案室里，我翻了大半天。卷宗一股霉味，纸页粘在一起，我小心翼翼地揭。终于在一摞乙亥年的旧档里，查到了她的名字——沈姓，是这一带最后一任邮差，乙亥年冬月报的失踪，案子查了半年，没了下文。卷宗末尾，夹着一封没寄出的信，薄薄一封，信皮上写着收信地址，竟是我祖父年轻时住过的那条胡同。
我把它抽出来，在灯下看了很久，终究没有拆。
有些话，不必拆开也知道写了什么。她每晚亮着的那盏灯，等的想来就是那个地址里的人；而那个人，或许收过许多封别人寄来的信，偏偏没收到过这一封。祖父一生的沉默，忽然有了一个模糊的注脚。
拆迁队进场是上周四的夜里。推土机的探照灯打在墙上，白得刺眼，把整条巷子照得像手术室。我远远站着，看见十七号那扇窗里的光，在轰鸣声里一点点暗下去，先是晃了晃，像人临终前最后的挣扎，然后，彻底熄了。风灌进空院子，再没有谁，替谁亮着一盏灯。
我把那张照片又放回了樟木箱底，压在线装书下，让它继续陪着祖父的藤椅和半盒没听完的戏。
原来世上许多被叫做悬案的旧事，说穿了也不过如此：有个人用一生，等在路旁，亮着一盏灯；而那个被等的人，只是路过，从未回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