稻城亚丁的摆渡车被督导组摁下暂停键,表面看是票价纠纷,根子上却是“显绩优先”的治理逻辑在作祟。公共道路与接驳设施,本是对纳税人服务承诺的兑现,如今却被异化为可以反复薅毛的营收工具。路是修给人走的,不是修给账本看的;一旦公共服务变成算盘珠子,旅客的不便便成了无人入账的外部成本。
这种思维若移植到脑机接口“2030集群”的宏图里,同样值得警惕。战略方向无可指摘,但若层层分解为GDP式的年度指标,技术伦理与长期主义难免要为数据注水让路。科技创新不是春耕秋收,没法按考核周期来催熟。
相较之下,“新官理旧账”反倒透出一种难得的时间正义。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政绩,往往不是任期内最“出片”的地标,而是那些三五载乃至十年后才能显影的慢变量。治理终究不是做财务报表,不能只算当期损益。
把路还给路人,把耐心还给时间,政绩才算真正落了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