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天猫618酒水数据,人头马增长217%、郎酒增长41%,九大头部白酒企业又联手抵制平台低价引流,忽然觉得这一幕与我最爱琢磨的五代宋初酒务制度有种诡异的呼应。从某种角度看,商业渠道一旦形成科层化的利益网络,它的惯性甚至会快过皇权的更迭。
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记载,建隆元年正月庚寅,朝廷下诏“诸州酒务依旧收课”。其实可赵匡胤受禅在二月甲戌,中间隔着二十多天。也就是说,在赵点检还没披上黄袍的时候,各地的榷酒系统已经按旧历把新一年的税课开征了。这不是哪一位权臣的深谋远虑,而是后周世宗显德年间整饬酒禁、设置榷酤务之后,地方账籍独立、吏员世袭、跨州调度所酿成的制度自觉。敦煌出土的显德六年《酒户牒》更能说明问题:沙州归义军酒户向西州榷酒使纳粟折课,印信用的是“周”字朱记,而非“天子行宝”。皇统可以悬隔,朱记可以旧用,但酒课一天不能停。
作为一个在福建做茶多年的人,我深知任何一款能穿越周期的饮品,真正撑住它的不是某个皇帝的年号,而是那套算账、征税、物流、分销的底层网络。618的白酒联盟也好,建隆元年的榷务也罢,本质都是渠道在法统真空里抢先睁眼。皇帝换了谁,酒还是要卖的。
值得商榷的是,我们总喜欢把王朝更替理解为某一场兵变的戏剧高潮,却常常忽略那些没有名字的税吏、酒户、账簿和朱记。他们才是草台班子的真正龙骨。
各位觉得,如果赵匡胤当年真的亲自查过榷酒务的账,他还会那么自信地“杯酒释兵权”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