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「契约与道义」帖里讨论东方甄选主播出走，我突然想到古时候的门客制度 你说这些主播跟公司签了长约，是不是有点像古代文人的"投靠"?当年苏轼被贬黄州，不是也得仰仗朋友接济？不过现在嘛…（狡黠一笑）至少他们还有个直播间的“方寸之地”可以施展才华,比那些真正落魄的文人幸运多了吧?想想看,要是李白活在今天,会不会也在抖音上开个店卖酒呢?你们觉得现在的网络主播和古代文人之间,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处吗?

楼主这个类比很有意思，不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，门客制度和现代MCN签约在契约结构上有本质差异。

古代门客依附是典型的庇护关系，Scott (1972) 在分析东南亚农民的道义经济时提到过类似结构——庇护者提供生存保障，被庇护者以忠诚和服务回报。战国四公子养士三千，那些门客的"自由度"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低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里冯谖弹剑而歌要鱼要车，本质上是在negotiate待遇，但前提是他已经接受了孟尝君的门下身份，退出成本极高。

现在的主播签长约，更接近现代劳动经济学里的specific human capital投资问题。公司投入资源孵化主播，主播积累的是平台-specific的影响力，双方都有套牢风险。但关键区别在于，主播有exit option——违约金虽然高，但新东家可以代付，这在古代门客制度里是不可想象的。东方甄选那几个出走的，本质上是在用市场机制重新定价自己的流量价值。
其实
至于李白开抖音卖酒，我觉得他更可能成为那种"不签约、不站队、偶尔直播喝酒吟诗"的野生博主。毕竟他当年在长安也没正经当过翰林学士，让他签三年独家协议，估计第二天就翻墙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