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尾那间铺子没有招牌。生锈的铁闸门常年半拉下来，露出里头一盏昏黄的灯，路过的人多半以为是个弃置的杂物间。我第一次注意到它，是因为里头传出来的声音——不是电视，不是收音机，是极细极轻的"滴答"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黑暗里缓慢地呼吸。后来才晓得，那是老周在听表。
他有一只磨得发亮的铜色听筒，模样像老式医生的听诊器，一头贴在齿轮上，一头贴着自己的耳朵。修表之前得先听，他说，听它哪里在喘，哪里在卡，哪里像人一样，憋着一口气不肯散。说这话的时候他低着头，后颈的骨头一根一根凸出来，整个人像是被那只表吸进去了。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一阵，他没抬头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他替人修的从来不是钟表，是时间本身漏掉的那些缝。
严格来说
老周在这条巷子里待了十一年。十一年里他修过三千多只表，自己却没戴过一只像样的。铺子里的木货架层层叠叠，摆的全是别人的时间：走得过快的座钟，停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怀表，断了发条还舍不得扔的玩具表，各自卡在不同的年份，像被按了暂停的人。
他的昼与夜，是被齿轮切开的。白天铺子拉开门，他给人看表、估价、收活；入了夜，闸门半落，灯亮起，才是他真正跟表独处的时候。许多精细的活，他都留到夜里做，说夜里安静，手不抖，耳朵也灵。
有一回他接了一只停摆四十年的怀表。银壳是民国年间的老货，掀开盖子里头锈成一团，齿形早看不出来了。送表来的是个姑娘，说这是她爷爷的，爷爷走的那天表也停了，就一直压在抽屉底。老周把它拆开，零件一字摊在墨绿绒布上，用他的话说，是给一具小小的尸体做解剖。缺了三个齿的擒纵轮，他不肯换新的，说要配，配铜。他抽屉深处有一只铁盒，里头是他这些年自己用车床车出来的铜件，粗细长短不一，没有一件是标准货。原装的早绝了，能配的只有手感，他说。
校摆那几天，他天天熬到后半夜。我见过他拿镊子夹着游丝，在台灯底下反复地拨，拨一下，贴耳听一下，再拨。校摆最怕急，急了摆幅就乱，一乱整只表都跟着慌。有一晚我走得晚，看见他把那只怀表贴在胸口停了许久，才重新装回壳里。我笑他迷信，他摇头，说金属先认认人的体温，往后走起来才不认生。我起初当这是老师傅的玄学，后来才慢慢懂——他不是在同一只器物较劲，是在借这块表，跟一个已经不在的人，把没说完的话，慢慢说完。他摩挲那些旧零件的时候，指腹上全是年头磨出来的茧，轻得像怕惊醒什么。
第十一年的除夕，铺子照常开着。最后一单是个中年男人，来取他亡父的一台老座钟。钟是年前送来的，机芯老得几乎散了架。老周前后花了半个月，把锈死的主发条一根根理顺，把断掉的吊摆重新接上，才把它拼回原样。男人付了钱，双手把钟抱在怀里，像抱着一个睡熟的孩子，生怕晃醒了。
走出铺子时，巷子里已经零零落落响起了鞭炮。男人把钟轻轻放在地上，拧开底盖的开关，钟摆"咔"地一声，开始左右摆起来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他蹲下来，盯着那根摆杆，很久没说话。老周站在门槛里头，也没说话。两个男人在除夕的夜里，被同一只钟的节奏连在一起，谁也没去碰谁，但谁都懂。
我后来常想，老周修的从来不是表。表停了，时间照样走。他修的是人舍不得丢下的那一点东西——一个声音，一个习惯，一个走之前还在走的物件。在分秒必争的年头，有人愿意拿一生，把别人漏掉的时间，一只一只，慢慢接回去。这本身，就是一种尊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