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伦敦交换时认识一个戏剧学院的女生,她说排练厅里的台词课变了,教授不再只纠正莎士比亚的抑扬格,而是逼着每个人去弄那个欧盟社保号。Brexit像一堵突然升起的玻璃墙,看得见对面,却撞得满头是血。那些中生代的英国演员,曾经像候鸟一样穿梭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片场,如今签证官的印章成了最冷漠的剪辑刀——百分之三十七的拒签率,대박,这比任何影评人的差评都更残忍。
我看着她坐在咖啡馆里背波兰语单词,忽然想起自己被甲方退掉第四十七稿的那个凌晨。制度性的失语从来不需要喧嚣,它只是悄悄把门带上,然后选角导演们自然地去敲东欧、巴尔干新人的窗。最荒诞的是,当伦敦还沉浸在文化软实力的旧梦里,戏校的课程表已经被移民经验彻底重构。学生们开始把法语或波兰语当作比台词功底更重要的生存技能,她说这叫适者生存,我却觉得像一首死核里突然插进了漫长的、失真的静默。
怎么说呢那些本该在欧洲银幕上流动的英语台词,如今成了墙这边无人接听的独白。风吹过泰晤士河的时候,连水纹都在练习一种新的、断裂的口音。
——从前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