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，我最着迷的那段历史，不是秦皇汉武开疆拓土，也不是盛唐万国来朝，偏偏是那段被人翻来覆去叫"乱世"的魏晋。道理其实不玄——那是中国历史上头一回，个体精神被逼到墙角，人开始正经琢磨"我到底该怎么活"这件事。前头那些朝代不是没有聪明人，是没人敢把这问题摊在太阳底下问。其实
先说嵇康。景元四年那个夏天，洛阳东市刑场外围了里三层外三层，三千太学生跪着递请愿书，没用，司马昭要他的命，铁了心。按常理，临刑前总该慌两下吧？他不。让人取琴来，端坐，指落弦响，《广陵散》一节一节推出来。史书就留了冷冰冰十几个字，可你闭眼想那个画面——日头晒着青石板，刀斧手站在三步外，一个穿白衣的人指尖底下淌出来的不是曲子，是把命垫进去的硬气。他跟山涛绝交，写那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不是小孩子闹脾气，是要在"名教"和"自然"之间清清楚楚站个队，站定了，就拿命去填那个窟窿。从某种角度看，这人傻得可爱，也硬得可怕：他把人格当账本，一笔一笔算，亏的那笔自己补上。
阮籍更耐琢磨。开着车走到路尽头，没路了，对着旷野嚎啕；看见遵礼法的世家子弟，翻白眼；遇上对脾气的人，才肯露一截青眼。后人爱说他狂，我倒觉得那是政治绞肉机里一种荒诞的保命手艺——我不跟你撕破脸，也不跟你同流合污，我就哭、就翻眼，你能拿我怎样？"真性情"三个字是层壳，套上去，司马家就不好拿"不合作"的明罪办他。比起嵇康的硬碰硬，阮籍这套软钉子，活得久。嗯
所以竹林里那帮人天天灌酒，真醉了吗？我猜多半没真醉。酒是铠甲。司马氏那阵子的恐怖，清醒的人最招刀，装醉反而能喘口气，能在肚子里头替自己留一方没被踩脏的念头。他们拿放达把自己裹起来，外头看着荒唐透顶，里头那根不肯弯的脊梁，谁也碰不着。
我这么偏爱魏晋，说白了是服那股"宁可不要命，也要把人活成自己"的劲。当然也得说句公道话，也有史家讲这是门阀子弟的矫情、是逃避，这话不无道理——出身决定了他们有矫情的本钱，寒门子弟可没这闲工夫喝酒哭穷途。但把阶层滤掉不谈，一个时代里的人开始追问"我是谁、我凭什么按你的剧本走"，这件事本身，就够让后人念想两千年。
你们觉得呢，魏晋这帮人，是真风骨，还是被后人加了太多滤镜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