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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，版上诸位聊的多是汉唐恢弘、南宋烟火、隋朝大业，我偏爱的却是那段谁也不大愿提的乱世——魏晋。

倒不是我爱看人受苦。翻遍史册，少见那样一个把"礼"字摔在地上踩两脚、却把"人"字顶在头上的年头。汉末以降，名教一日日崩坏，举孝廉举出多少假哭的孝子，朝堂上的经学早成了门阀的遮羞布。可偏偏就在这礼崩乐坏当口，人第一次敢抬头问一句：我活这一遭，到底是为着那套规矩，还是为着我自己？旧的枷锁咣当落地，反倒腾出一片空地来。玄学就这么起来了，何晏、王弼们撇开章句训诂，对着《老》《庄》谈有无、论自然，清谈场上没有唯唯诺诺的标准答案，只有一群聪明人认认真真地争一个"为什么"。这种思想上的松绑，整部中国史里都算稀罕。

我常想起嵇康在刑场上的那曲《广陵散》。三千太学生跪在宫门外为他请命，他头也不回，索性在法场上席地而坐，调好弦，指下流出清音，直到日影偏西、监斩官催了又催。琴声里没有怨，倒像在同这混浊世道轻轻道别。竹林里那帮老友也这般，嵇康在树下打铁，向秀在旁拉着风箱，钟会的车马停在门外，他连头都不抬——权贵算哪根葱。一个读书人宁可把命交出去，也不肯弯一弯脊梁去换活路，这种"不驯"，比多少盛世的颂歌都来得干净。

兰亭那场聚会也难忘。永和九年暮春，王羲之带着一帮朋友在会稽山阴的溪畔列坐其次，素白的酒盏顺着曲水漂下来，停在谁面前，谁便临流赋诗。没有考绩，没有奏折，就那么坦坦荡荡地喝酒、写字、看山水。《兰亭集序》里那句"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"，隔着一千七百年读来仍叫人心里一软——原来前人也会这般怅惘，这般贪看眼前光景。

最叫我心安的，还是陶渊明。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挂印归田，东篱下采菊，南山前看云。他并非逃避，是把苦日子过出了滋味。魏晋的人似乎都懂一个理：盛世未必有人，乱世未必无我。他在《饮酒》里写"心远地自偏"，不是真躲进了深山，是心里先腾出一处地方，外头的风浪便也奈何不得了。

所以我爱的从不是那战乱频仍的魏晋，而是乱世里那点不肯被碾碎的风流。它像一味淡茶，解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戾气与焦灼。每回心里毛躁，翻两页《世说新语》，看那些名士雪夜访戴、乘兴而行、兴尽而返，便觉这人间，到底还值得从容走一遭。

来煮酒版潜水些时日了，看诸位聊长平烽火、说盛唐胡旋、怀两宋灯火，热闹得很。今儿我也凑个趣，说一段自己顶心仪的——大明。倒不是刻意要标新立异，实在是跟这段历史处得久了，越处越觉出它身上有股别朝少见的劲儿：一头向着大洋张开怀抱，一头在夕照里把脊梁撑得笔直。

先说那股向外张望的雄心。永乐三年，郑和率宝船六十二艘、士卒二万七千余，自苏州刘家港解缆出海。想象那个画面吧——五桅巨舰吃水极深，帆樯如林，号子声压过潮音，直破沧溟万里。七下西洋，最远抵非洲东岸麻林国，所历三十余国，带出去的是瓷器绸缎，带回来的是异兽与万国图志。这等手笔，放在十五世纪初的地球上，再找不出第二个帝国干得出来。有意思的是，同一位皇帝治下，解缙领着三千儒臣，把古今典籍荟而萃之，成《永乐大典》二万二千余卷，装成一万一千余册。一手拓海，一手修文，一个朝代把"向外"与"向内"都推到了极致，你说气不气派。
严格来说
再说士人的精神气象。正德、嘉靖而后，朝局渐浊，可偏偏就在这时候，王阳明在龙场驿的瘴雨深山里，把那套悬在半空的道学拉回人心实处，悟出"致良知"三个字。晚明虽危，东林、复社诸君子却偏不肯噤声，仗义直言，城破之日，衣冠南向而拜、阖门死节者比比皆是。风骨嶙峋，读史至此，常常教人鼻酸。

最叫我动容的，是落幕前那一点璀璨生辉。宋应星搁下功名，写《天工开物》，把农耕、纺织、冶铸、舟车一一录之，字里行间是务实的理性和对百工的敬重；徐霞客三十余年蹑屩担笈，以双足丈量山河，留下游记数十万言。彼时市井里闾依旧喧阗，苏杭的机户连宵运梭，景德镇的窑火彻夜不熄——一个王朝在油尽灯枯之前，反倒把人间烟火与格物之智都点得通明。

我常想，大明的可爱，大约正在这"明知将倾而犹然盛开"。它不似汉唐那般四平八稳地盛，也不似两宋那般温润地雅，它带着一股子憨直的雄魄，和末世里不肯塌掉的清音。爱它，无非是爱这股子活人的热气罢了。

常有人问，翻了这么些年的旧纸，到底偏爱哪一段。盛唐自然是绕不开的，可我私心里最放不下的，反是北宋那百来年。不是贪图它的文采风流——柳七苏子固然好，可那到底是士大夫檐下的月光，照不到巷尾。我念想的，是史册往往一笔带过的市井里，那种不尚征伐、慢慢松弛下来的寻常光阴。

最直白的一处，是夜与市的边界松了。唐长安的里坊是夯土墙圈起来的，街鼓一催，坊门便落锁，犯夜者笞。到了北宋东京，这道墙先塌了。市肆顺着御街铺开，夜市直至三更方散，隆冬也有灯火，御街上飘着炙肉与炊饼的香气，叫卖声挨到深夜才稀下来。孟元老后来在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写"夜市直到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"，不是文人的夸饰，是实在的光景。一个寻常人，黄昏之后头一回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辰——这件事的分量，比多少边功都来得结实。

物力也稍宽了些。宋人肯把心思花在点茶、看盏、写字、下棋上头。兔毫盏里注了汤，筅子一搅，沫饽雪白地浮起来；半卷闲书摊在膝头，便能消磨一整日。我不是说那时没有苦，赋税差役一样压在肩上。可一个朝代容得下小民的"闲"，肯让街巷生出这许多消遣，本身就意味着底线之上的从容。

最叫我动容的，是烟火始终没断。辽夏的边患从没真正歇过，后来更来了金铁之祸。可汴京的炊烟照常升起，州桥的夜市照常喧闹，里巷的读书声也照常。史家爱写大事件、大人物，可这乱世里头照旧过下去的日常，恰是最被轻看、也最要紧的韧性。

我常想，所谓太平，未必是旌旗蔽空、四夷宾服。有时也就是黄昏后一盏茶还没凉，街口那盏灯还亮着，明日还得照常开门营生。这样的慢，这样的寻常，北宋替我们留了一百多年。

要是让我挑一个最喜欢的历史时期，我投盛唐一票。不过得先说清楚，我着迷的其实不是开疆拓土、万国来朝的那套排场，那些当然也是事实，可把盛唐的气象简化成武功和版图，总觉得像拿尺子去量月亮，量得出来数目，却把光量没了。

我脑子里常转着的，是长安西市那个寻常的傍晚。夕阳把坊墙的影子拉得老长，波斯商人的驼队才卸下驮囊，囊里是香料、犀角、西域的胡锦；隔壁酒肆坐着几个新罗来的留学生，正使劲比划着要温一壶酒；拐角处走着日本遣唐使团里的学问僧，怀里揣着刚抄好的经卷往鸿胪寺去。卖胡饼的摊子前排着队，打饼的老哥据说还是凉州来的。满街的人，说汉话的、说胡语的、半汉半胡腔的，谁也不觉得谁扎眼。翻开元天宝年间的记载，长安户数近百万，里头侨居的外国商旅、使节、僧侣，少说也得好几万。这么些来路不同的人挤在一座城里安安生生过日子，搁别的朝代简直不敢想。

盛唐妙的地方，是它压根不觉得这些"异质"非得被消化掉才算好。李白写"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"，胡姬是西域来的女子，他写得那样坦然，里头没有半点夷夏之防的紧绷。王维在终南山里写"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"，那股子淡远的禅意，分明掺着天竺传来的般若气韵，偏叫他化得不着痕迹。教坊里胡旋舞转得人眼花，琵琶、筚篥、羯鼓的调子从西域一路飘来，葡萄酿进了诗人的杯子，连长安城里坊的格局，都偷偷学了些波斯的营建法子。不是谁征服了谁，是大家都乐意往一块儿凑，凑出了一座真正"活"的城。

我有时忍不住想，盛唐真正了不起的地方，是它敢"不设防"。一个文明当它足够自信的时候，是不需要靠筑墙来确认自己的。它敞开胸怀，任胡风汉韵在城门底下自由生长，反倒长出了最结实的肌理。后来的人总爱回头叹一句"天可汗"，可天可汗再威风，也不如那个不需要天可汗也照样熙攘的西市黄昏来得动人。那些老死在长安的胡商，坟头碑文还刻着家乡的字，孩子们却已经满口长安腔了。

城墙还在，墙根下的故事却早已分不清谁是客、谁是主。嗯这大概就是盛唐留给后世，最实在的一句注脚。

先说句得罪人的话：多数人对鲁肃的全部印象，来自《三国演义》里那个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、张口闭口"孔明先生"的老好人。草船借箭他负责吃惊，借东风他负责跑腿，活脱脱一个捧哏。可翻开《三国志》，我几乎要替鲁子敬喊冤——这人哪里是配角，东吴的立国蓝图根本就是他画的。

鲁肃是临淮东城人，家里有钱，但不安分。天下一乱，他就散财聚士，把家产换成粮米周济乡里。最有名的那桩事：周瑜当居巢长，带几百号人路过，张口借粮。鲁肃家里有两囷米，每囷三千斛，他抬手一指，“取其一囷”。六千斛粮食，眼都不眨。这就是"指囷"的来历。周瑜当下断定此人不凡，两人结为挚友。后来正是周瑜把鲁肃荐给了孙权。
嗯
建安五年，孙权初见鲁肃，合榻对饮，问到半夜。鲁肃说了什么？他说：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卒除，为将军计，惟有鼎足江东，以观天下之衅，然后建号帝王，以图天下。这就是榻上策。请注意年份——建安五年，公元二〇〇年。诸葛亮的隆中对，是建安十二年。整整早了七年。孙权当时嘴上说"今尽力一方，冀以辅汉耳，此言非所及也"，心里受用得很。日后东吴的每一步棋，几乎都在这张图上走。
其实
再看赤壁。建安十三年，曹操号称八十万众南下，张昭那班文臣劝降的声音压倒一片，鲁肃独不言。孙权起身更衣，鲁肃追到屋檐下。这一幕我总想象得很清楚：满朝噤声，廊下一人。鲁肃说，众人皆可降曹，惟将军不可——我们降了，还能按部就班混个郡守州牧；将军降了，位不过封侯，车不过一乘，从不过数人，再想和南面称孤的日子告别了。一句话戳破利害，孙权叹息：诸人持议，甚失孤望，今卿廓开大计，正与孤同。接着他力主联刘。没有这一追一言，江东的历史八成另写。

更见格局的是借荆州。战后周瑜主张软禁刘备、吞并其众，鲁肃反对，劝孙权把南郡借给刘备，多树曹操之敌。消息传到北方，曹操正在写信，惊得笔掉在地上——"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，方作书，落笔于地。"让对手落笔于地的人，演义里却只会点头陪笑。

还有单刀会。小说里那是关云长的高光时刻，鲁肃被描写得战战兢兢。正史恰好相反：益阳对峙，鲁肃邀关羽相见，双方兵马停在百步之外，诸将单刀赴会。席间鲁肃当面斥责：当初你们兵败远来，无以为资，我家主公才把土地相借；如今得了益州，只想奉还三郡，还不答应？关羽语塞。散财的人不怯场，这一节尤其动人。

周瑜死后，鲁肃代领其兵，屯陆口，部界令行禁止，路无拾遗。建安二十二年病卒，年四十六，孙权素服举哀。十余年后孙权登基，回头对百官说：昔鲁子敬尝道此，可谓明于事势矣。开国皇帝在最高处想起的，是当年榻上那个画天下的人。

当然，话须说两面。孙权晚年与陆逊论旧臣，也批评借荆州是鲁肃"其一短"。这桩公案至今可争——借了，多一堵挡曹操的墙；不借，或免后来吕蒙白衣渡江那一番背刺。见仁见智。但论战略眼光之早、格局之大，江东诸臣中鲁肃当坐第一把交椅，却被一部小说压成了忠厚无能的符号，实在可惜。

诸位以为，借荆州究竟是鲁肃的远谋，还是东吴的失策？愿闻高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