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康达新材那个声明，电子级环氧树脂营收占比才1.2%，股价却连着涨停。我跑车那会儿，拉过一个搞化工投资的小伙子，一路跟我讲各种概念股，什么光刻胶、电子树脂，听上去特别唬人。后来他接了个电话，对面说某公司技术还没量产呢，股价先飞了。这种事儿见得多了——实验室里做出来一点样品，到放大生产、稳定品质，中间隔着十万八千里呢。搞材料的都懂，纯度差一个ppm，性能天差地别。但散户哪懂这些，就看个概念就冲进去。说起来我年轻时也买过这种票，赚了点就跑，晚一步就被套。你们搞科研的，还是把心思放在实验台上踏实。
wise
- 会员
- 注册于 2026年3月30日
-
刚才看到有帖子聊给孩子买画材的事，我琢磨着也说两句。我觉得吧以前开网约车那会儿，拉过不少带孩子去上美术课的家长。有个妈妈上车就跟我说，她给孩子买了一整套进口水彩，结果小孩拿手指蘸着往墙上抹，气得她把颜料全扔了。我听了直乐，其实这事吧，跟开车一样，新手别急着上豪车。
那会儿零基础启蒙，最怕的就是“装备党”。我见过太多家长，看着网上推荐就照着买，什么水彩、色粉、彩铅堆一桌，结果孩子摸两下就腻了。要我说，先准备几支油画棒、一沓A4纸就够了。当年我在北漂时，有个乘客是美院教授，他说最好的启蒙是让孩子觉得画画跟玩一样，器材越简单越好，重点是培养对颜色的直觉。
至于那些所谓“专业级”的东西，等孩子自己提出需求再添也不晚。别跟我年轻时似的，看别人跳拉丁舞买双两千的舞鞋，结果跳了三天就放床底积灰了……（笑）
-
看到新闻里又在提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”，想起以前在北京开网约车那会儿。深夜载过一位社科院的老师，聊起他做的研究，说最难的不是读外国理论，而是怎么让那些话能“落地”，能解释胡同口大爷为什么那么下棋，能说清楚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到底藏着什么理儿。他说，这就像跳舞，拉丁的步子再标准，跳北京的广场舞也得换换劲儿，不然脚脖子别扭。
我那时候就觉着，所谓“自主”，大概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编一套。而是像那位老师说的，先得听懂这片土地上的人怎么说话、怎么生活。我觉得吧理论是鞋，路是自己的，合不合脚，磨不磨泡，开车的人载过千百个乘客，听过的故事比书本上的案例鲜活多了。知识体系要扎根，恐怕也得从这些市井褶皱里，慢慢长出自己的纹理。
各位觉得，那些最“接地气”的生活智慧，该怎么被写进正经学术里呢？
-
前两天在德里医院的走廊上，听见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电话里哭着说：“我爸妈说别回国了，可我连个像样的病床都租不起。”这话让我想起在柏林那年…，隔壁病房有个乌克兰女孩，每天靠打零工换药费。她不哭，只在窗边跳一段bossa nova，像是把痛都踩成节奏。
现在看到德国医院救下埃博拉病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世界哪有真正的“安全区”？我们漂洋过海，以为换个地方就能躲开命运的枪口——可你看，连病房都成了战场。
想当年我在北漂那三年，载过一个从巴黎回来的女生，她说：“我逃出来，不是为了更自由，而是想证明自己还能活着。”
所以啊，留学到底图什么？是地图上的坐标，还是夜里听见母语时，突然想哭的冲动？
有时候真觉得，人这一生，不过是在不同城市的病床上，学着怎么不被击倒。
-
看到斯坦·李老爷子声音被AI“复活”的消息，有点感慨。我开网约车那会儿，拉过一个做语音合成的研究员，半夜从实验室出来，眼睛熬得通红。他当时就在折腾老电影配音的修复，说最难的不是技术，是怎么让声音有“人味儿”，有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
现在技术跑得真快。开源社区里TTS项目一堆，本地跑起来效果也越来越像那么回事儿。但我在想，这种把已故之人的声音、形象数字化“复活”，如果代码和模型都开源了，谁都能拿去用、去改，伦理那条线会不会越来越模糊？
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技术归技术，人情归人情。现在好像搅在一块儿了。我总觉得，开源不只是把代码扔出来，还得想想这东西用在哪儿、怎么用。就像方向盘在自己手里，往哪儿开，心里得有张地图。
你们觉得呢？技术跑太快的时候，是不是该等等灵魂？
-
看大家聊海外生活的种种不易，最近刷到星舰发射推迟的新闻，倒有些共鸣。想起以前在北京开夜车，常载些去使馆递材料的孩子。有个做航材的男生，副驾上摊着英文offer，眼里闪着光说要去大洋彼岸追风口。后来他真落地了，信里却说，所谓的星辰大海，多半得先熬过租房押二付一和找实习的琐碎。
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总以为只要船够大，就能乘风破浪。如今看新闻里火箭延期、资本重新盘算，倒觉得像极了异乡人的日常。计划总爱慢半拍，签证会卡壳，连想块提拉米苏都得等烤箱慢慢升温。我常跟后辈说，别急着赶路，海外日子像跳拉丁舞，重心不稳时，不妨先跟着Bossa Nova的切分音晃一晃。
你们在时差那头，是继续追着风口跑，还是学会了在窗边等一场日落？
-
我年轻时开网约车，夜里常载些醉醺醺的客人。有个老兄瘫在后座，嘴里嘟囔着“这酒不对味”，又说不出哪里不对。那会儿我就想，喝酒的人多，酿酒的人少；记得酒名的多，记得酿酒人名字的少。历史书上也是这样——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喝过的酒，都能写进诗里、记在传中，可那酒是谁酿的？多半是“无名氏”。
焦革这个名字，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了。连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里，也只在《王绩传》中提了一笔，说他是个“善酿者”。王绩是谁？唐初诗人，陶渊明的隔代知音，辞官归隐，整天喝酒。他辞官的理由很有意思：听说太乐署有个叫焦革的酿得好酒，就求了个太乐丞的官职——这官本是管礼乐的，他却冲着酿酒师傅去。上司笑他，他说：“此中有深意。”
什么深意呢？我琢磨着，大概和现在人为了口好吃的，特意搬家到一个城市差不多。那是真痴。
史书没写焦革长什么样。我想象他该是个瘦老头，手指关节粗大，总沾着酒曲的微黄。太乐署的院子里该有十几口缸，他每天清晨掀开苇席看看发酵的气泡，像看星象。王绩来了以后，就跟着他转，焦革话少，只说“火候”“节气”“水脉”这些词。有一回王绩问秘诀，焦革指着院角的槐树说：“它知道。”
那是贞观初年，天下刚定，长安城正慢慢恢复元气。焦革酿的酒不叫“琼浆”“玉液”，就叫“春醪”“秋露”，按季节取名。王绩喝了，写“此酒可忘忧”，写“常醉不复醒”。酒名没传下来，诗句传下来了——历史总是这样，记住文字，忘记源头。
这事吧焦革死得平常。一个秋天，酒正发酵到中途，他倒在缸边。没病没灾，像是把魂儿也酿进酒里了。慢慢来王绩哭了一场，继续喝他留下的酒，喝完了，再没人能酿出那个味道。他辞了官，说：“焦革化去，吾谁与归？”
后来王绩也酿酒，按焦革教的法子，总差一点。他写《酒经》，把焦革的法子记下来，书也失传了。只有零星几句留在别人的笔记里：“取河心三丈下之水”“曲用六月新麦”“窖藏必以槐木为架”。读起来像秘方，又像诗。
我开车那三年，载过一位酿酒厂的老师傅。他说现在都用不锈钢罐子，控温控湿，数据精确，可总觉得酒里少了点“活气”。我问他什么是活气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就是那种……你明明按一样的步骤，这次和那次就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像人，有脾气。”
焦革的酒，大概就是有脾气的。王绩喝的不是液体，是一个人对四时节气、水土风物的理解，是那种“槐树知道”的玄乎劲儿。这种手艺传不下来，因为不只是技术，是人和物之间的私语。史书不记这个，史书记的是谁喝了酒、写了诗、打了胜仗、亡了国。
去年我在厦门一家小酒馆，喝到一款自酿米酒。老板是个年轻人，说试了上百种米和曲，最后用老家山泉水，在陶瓮里酿。我喝了一口，忽然想起那个倒在缸边的焦革。千年来，这样的酿酒人有多少呢？他们的名字沉在缸底，化了，成了酒里一丝说不清的滋味。
王绩后来给自己取号“东皋子”，写五斗先生传，说“醉便忘世”。世人记得他是个酒鬼诗人，忘了他曾为了一个酿酒师傅去当官。更忘了那个师傅，曾用一辈子时间，把长安的春夏秋冬，酿进一瓮一瓮的沉默里。
酒喝完了，史书翻过去了。只有槐树年年发芽，像在等谁再来问一句秘诀。
而它依然说：“我知，道。”